另一个也许有所影响的因素是册子形式所带来的查检援引的便利。前文曾提到，纸草卷子几乎没有表现出对读者便利的考虑。在查找某特定段落时，读者必须非常不方便地不断地展开、合拢其抄卷；古典作家的引用往往不太精确，原因或许就在于此。如果所涉及的只是平常的文学作品，这也许不太要紧；但是，如果所涉及的是灵魂拯救所仰赖的作品，那么对权威文本的引用就更为必需，而引用的准确也更为紧要。同样的考量，在一定程度上也适用于对在帝国统治下变得司空见惯的法律汇编的参考引用。册子形式只需翻动书叶就可查检，比起卷子形式有很大的优势。在这一方面也许同样值得一提的是，在《新约》各卷所引入的分节编码系统，这因应了非常晚近的分章分节的目的；尽管就我所知，基督教文学中并没有借由这种编码引用文本的实例。
也许应该指出的是，新范式的这两个最早的标本，显示出它们抄自卷子而不是册子的踪迹。这表现在所用栏之狭窄。梵蒂冈写本每页有三个窄栏，西奈写本页面较宽，有四栏，这是对纸草卷子上分栏效果的照搬复制。进一步的经验显示出宽栏的优点；到5世纪时亚历山大册子本每页分两栏，从此这成了大的皮纸写本的常规（偶尔有尝试性的单栏）。
似乎就在这同一时期，皮纸也开始用于世俗作品。判定早期皮纸安色尔写本之年代，是一项危险的任务，因为几乎没有可供参照的确定的点。另外，那些开创了使用新书写材料风尚的写工们，应该是临摹他们所知所见的写在纸草上的最好的范本，即那些写于2世纪的范本；恰如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写工和印刷匠临摹9、10世纪的加洛林写本。希腊文《圣经》的梵蒂冈写本和西奈写本，不可能早于四世纪，却重现了2世纪纸草的文本面貌；同样地，米兰的《伊利亚特》安布罗斯安写本，其书写情况极像该诗的两个2世纪的纸草本，而它本身不可能早于3世纪。早期的拉丁文安色尔写本，其年代的判定比希腊文写本还要难；不过有一组维吉尔写本，包括所谓的梵蒂冈本，美第奇（Medicean）本以及巴拉丁（Platine）本，它们无疑不晚于5世纪，而现代考证倾向于认为它们至少要早到4世纪。属于4世纪的拉丁皮纸写本还有诸如韦尔切利（Vercelli）福音书[14]和西塞罗《论共和国》（De Republica）重写本。无论是在拉丁文写本中还是在希腊文写本中，无论是在世俗文本中还是在基督教文本中，皮纸作为一种书写材质，其至尊地位的确立，可以确切地认定为是从四世纪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