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时代，这样的环境，这样的理论氛围，使何先生有机会开始接受唯物史观的影响。80年代末，他在接受人们访问时说：我那时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但又不是纯正的马克思主义，因为其中包含着考茨基的很大影响。这话，固出于自谦，但也反映了当时的实情。这种唯物史观初步影响所产生的效应，在他大学毕业前后即30年代中期的研究取向上有所反映。下面是何先生在1934—1937年发表的几篇论文：
《中古时代之中国佛教寺院》（《中国经济》第2卷第9期，1934年）；
《魏晋时期庄园经济的雏形》（《食货》半月刊创刊号，1934年12月）；
《三国时期农村经济的破坏与复兴》（《食货》第1卷第5期，1935年2月）；
《质任解》（《食货》第1卷第8期，1935年3月）；
《三国时期国家的三种领民》（《食货》第1卷第11期，1935年5月）；
《中古大族寺院领户研究》（《食货》第3卷第4期，1936年1月）；
《北宋之差役与雇役》（北平《华北日报·史学周刊》，1934年11月22日、12月6日）；
《唐代寺院的统制组织》（北平《华北日报·史学周刊》，1936年1月30日，2月6日、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