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国华，这位五十多岁的广州铁路公安局刑侦科老干探，凡是与他共过事的人都说，这位很有经验的老民警，虽身在南方花城，却很有北方人的豪爽侠风。由于工作原因，他没能在“5·10”专案组干到最后，提前返回广州，衔命出任广州铁路公安局行政科副科长。可没多长时间，他还是辞了副科长，又回到刑侦科继续当他的侦查员。有一次，我出差到广州，二人见面的第一句话是：“怎么放着轻松的官不做，偏干侦查员？”罗国华有力地握了握我的手说：“人家相命的说我前世注定和侦查员这伙计离不了婚，白头偕老。”
我最了解三十六七岁的田和平，他1976年从部队复员来到郑州铁路公安局看守所。几年后，公安系统为“文革”的受害者落实政策，他就被派到铁路公安系统落实政策办公室帮忙，这个忙一帮就是整整六年。1985年，落实政策办公室撤销，对所有帮忙的同志重新分配，他又拎起铺盖卷回到了审查站，一年后才被调到郑州铁路公安局刑警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