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作为话语领域本身一部分的这种重返从未停止过。这种重返不是增加话语，也不是装饰的一种历史补充，相反，它承担了一种变革话语实践本身的必要使命。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马克思关于现实社会的整体叙事本身包含了内在的张力，正是这种张力使得马克思的“文本”为后人留下了巨大的可以发挥的理论空间。在对马克思“文本”的解读中，致力于寻找其中所谓的不合时宜之处是没有意义的，因为马克思毕竟是生活在19世纪的思想家。之所以需要不断重读马克思，是因为马克思的“文本”本身业已积淀为历史、文化的一部分，积淀为时代精神的一部分，由此，不断地重读马克思就是不断地回返历史、不断地反省当下的现实，从而也就是不断地与历史对话，与现实交流。
《马克思的幽灵》对马克思的“文本”的解读，可谓是福柯这种“作者理论”的实践。德里达认为，不要按照在“文本”表层之下寻求终极所指的释义方法来解读马克思的文本，解读就是变形；如果遗产的可阅读性是给定的、自然的、透明的、单义的，如果这种可阅读性既不要求同时也不对抗解释，那我们就没有什么可以从中继承的东西了；体系的缺乏在这里并不是一个缺点，相反，异质性为理解打开了前景，它任由自己被那展开、到来或即将到来——特别是来自他人——的东西的碎片打开。哥德尔不完全定理表明，在任何一个包括初等数论的形式系统中，不可能同时既是无矛盾的又是完备的，无矛盾必然不完备，完备必然有矛盾。简单的包括形式算术系统是如此，高级的思维系统更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