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目前的情况也可采取同样的办法。如果某人说“我应对他行此事，但如果我与他有同等偏好且处在他的位置上，任何人不应对我行此事”，并给出他的理由，既不是他是他，也不是今天是今天，而是这是真实的情况，而那仅仅是假定的情况，于是，我认为，如果他说了其他那两件事情中的任何一件，那么会出现同等的逻辑难题。在此我诉诸我们的语言直觉，对我自己的语言直觉确信无疑，确信它们是语言的而非道德的（因为它们必须为理解“应当”用法的任何人所分享，无论他的道德意见如何）。
选译自［英］理查德·M.黑尔:《道德思维》,牛津,克莱伦敦出版社，1981。刘祥和译，万俊人校。
［澳］斯马特（J.J.C.Smart，1920—2012）
《功利主义：赞成与反对》（1961）（节选）
《伦理学，劝说与真理》（1984）（节选）
《功利主义：赞成与反对》（1961）（节选）
一、导论
J.S.穆勒、H.西季威克和G.E.摩尔这样一些作者，根据其哲学的思考，建立了规范伦理学的体系。近年来，规范伦理学与研究伦理概念性质的元伦理学，已经区别开来。实际上，由于像C.L.斯蒂文森（Stevenson）［1］和R.M.黑尔（Hare）［2］这样一些作者的元伦理学的非认识主义理论日益为更多的人所接受，这种结果使得至少作为一种哲学原则的规范化理学多少有点声誉扫地。因为伦理学的非认识主义理论认为，我们基本的伦理原则取决于我们基本的态度和爱好。所以，基本的伦理原则似乎存在于人的决定、劝说、建议和宣传的领域，而不是存在于学院式的哲学范围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