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鉴于京城兵力的严重不足，清政府在6月17日着派李端遇、王懿荣为京师团练大臣，会同五城御史督率弁勇，严密稽查，加意巡逻；城门出入，按时启闭，以靖闾阎，并通过军机处寄发各省督抚另一上谕，要求他们重视京城的混乱情况，设法选派部分得力的部队迅速来京，协助平息骚乱。凡此，都应该看做是清政府对待义和拳骚乱比较认真、比较严肃的一面。
6月16日，奉命与奕劻、载漪、荣禄等人一起督率各该员弁严拿义和团的贝勒载濂上了奏折，提出了招抚义和团以抵抗联军的另一个思路。他说：京城辇毂重地连续数日发生多起杀害教民、焚烧教堂，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重大案件，实属骇人听闻。然推其原因，总由积怨太深之故。朝廷即大加惩治，恐复溃甚防川。若果断绝根株，将来赔偿巨款，偿命太多，实有非今日力所能给者。彼类愿或不遂，仍多责言。彼时人心涣散于内，敌心猖獗于外，大局何堪设想？窃查拳民能避火器，虽无确据，其勇猛之气，不顾生死，实为敌人所惮。不扰良善，则系众口一词。惟漫无纪律，以致奸民乘势扰乱。倘饬统兵大员忠信素孚如董福祥者妥为招抚，练为前队，可以资敌忾而壮军声，“就大势言之，拳民总宜善抚，不宜遽剿；洋人总宜力拒，不可姑容。剿拳民则失众心，拒洋人则坚众志。人心之所同，即天心之所系。转移之机，即在于此。”如果结合西摩联军不顾一切地向北京进军，驻扎在天津一带的联军正在不断集结，以及京师兵力不济，对义和团骚乱无可奈何的事实，载濂的这一建议不能不说也是可以一试的办法。